2017年3月22日格林尼治时间14时40分左右，伦敦市中心威斯敏斯特区游人如织，区内的大本钟、修道院、威斯敏斯特桥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不远处的威斯敏斯特宫冠盖云集，下议员和内阁部长们正在开会，讨论包括“脱欧”在内的重要话题。
就在这时，一辆4X4“现代”SUV横冲直撞，在一片惊叫中碾过人群，闯过威斯敏斯特桥，一头扎在威斯敏斯特宫外的栏杆上，一名身穿黑衣的男子手执尖刀冲下车，刺伤一名试图阻拦的警察，随即被其他警察击毙。
光天化日之下发生如此事件，在英国的心脏立即造成巨大混乱。在混乱中人们看见首相梅（Theresa May）和大多数政要匆匆转移，而随后有消息称，部分政要（如副议长霍伊尔Lindsay Hoyle）吓得拒绝转移，部分议员不知所措中竟哭出声来。
当晚伦敦警察局副局长罗利（Mark Rowley）证实，嫌犯仅一人且已被击毙，其身份尚在调查，系“单独行动”，不过他和稍后英国政府均表示，“倾向于认为这是一起伊斯兰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事件导致4人死亡（两人被车撞死，被刺伤的警察伤重不治，另一人是嫌犯本人），至少40人受伤。
耐人寻味的是，就在不久前（北美东部时间3月22日凌晨），美国国土安全部以“可能对美国国土安全构成威胁”为由，宣布禁止来自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埃及开罗、沙特利雅得和吉达、约旦安曼、阿联酋迪拜和阿布扎比、科威特科威特城、卡塔尔多哈机场的航班上旅客，将除智能手机外的任何移动电子设备托运或携带进入美国，英国则在随后（距血案发生仅数小时）宣布仿效美国的做法，对来自土耳其、约旦、黎巴嫩、埃及、突尼斯、沙特的航班施行这项禁令。事实证明，这一防范措施尽管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却并未让伦敦变得更加安全。
不论是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从“禁穆令”到“禁止电子产品上飞机”的花样百出，还是英国政府的亦步亦趋、严防死守（自2014年起英国将反恐警戒级别定为“严重”，迄今一直未降低，自巴黎“11.13”事件后，伦敦警力增至2100-2700，公共场所增加了巡逻力量），结果仍然防不胜防，这是为什么？
欧美当局和反恐部门至今仍一厢情愿地假定，暴恐分子是像“9.11”时那样，使用外籍恐怖分子从陆、海、空边界、关口进入本国国境，用各种制式武器或管制军火发动群体性攻击。但伦敦12年来的4次恐怖袭击，嫌犯多为本国籍极端分子，所使用的“凶器”，也大多是无需走私即可获得的白刃，或街上到处可见的普通汽车（去年法国尼斯“7.14”血案，凶器同样是一辆随处可见的卡车）。
对有形的边界严防死守，对外国人和“外来夹带”严加盘查，对“常规军火”留神注意，只能拦住“9.11”式传统“输入型”恐怖袭击，倘袭击者系被极端组织“在线洗脑”的本土人士，使用的是既可是普通工具、常见物品，又可制造恐怖和伤亡的“身边物”，就只能徒呼奈何——一如《扁鹊见蔡桓公》中所言，病在腹心，药石罔效。
这并非危言耸听。事实上这种“腹心式袭击”很可能成为极端暴恐的“新常态”：“伊斯兰国”发言人、著名恐怖首脑阿布.穆罕默德.阿德纳尼（Abu Mohammed al-Adnani）2014年曾经在网络“洗脑”中公开煽动，“即便没有枪，没有子弹和炸药一样可以‘圣战’，你可以用各种借口约‘异教徒’单独见面，然后用石头、用刀、用毒药、用车……都可以杀死他。你甚至还可以把他扔下悬崖，或者赤手空拳地掐死他”。
很显然，在一颗充满偏执、仇恨、暴力的极端主义头脑中，任何在普通人看来不过是正常交往和日常生活一部分的行为方式，都可成为恐怖计划的一环，任何在普通人手中用于工作、娱乐、社交的普通事物，都可变成致人死命的凶器。甚至哪怕什么武器都没有，只要这种“看不见的凶器”根深蒂固存在，惨剧就随时随地可能发生。
“3.22”事件会令“特朗普风格”更有市场，政府和政客们会争先恐后显示自己“正在作为”，而浑不顾这些作为是否真能提高安全系数。但我们必须明白，最危险的“暴恐之疾”，不在腠理、肌肤而在腹心；我们更须明白，最危险、最需严禁的恐怖武器不是枪械、炸药、雷管等现代化武器，不是“莫洛托夫鸡尾酒”、“高压锅炸弹”等“土枪土炮”，也不是街头往来的一辆辆汽车，天上飞过的一架架飞机，而是充满恐怖暴力的头脑、语言、思想，以及这些“看不见的凶器”的蔓延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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