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录的，是三组很平凡的小故事。究竟什么才是好故事？我觉得，朴实真挚的，能给人力量的，就是好故事吧。
两个年轻人
2014年春天，我采访了一个“80后”小伙子。我见到他时，他正在一间破烂的教室里守着三十几个午睡的山里娃。小伙子是这间幼儿园唯一一名50岁以下的老师。2012年，他从市里的教师进修学校毕业，班里40名毕业生，只有他选择到农村幼儿园工作。他没有编制，也没有“五险一金”，每个月工资1200元。
我问他：“你为什么来这里？”他说：“我母亲在这工作了一辈子，她说孩子们一直盼着年轻老师来带大家唱歌、跳舞、做游戏，可没人愿意来，那就我来呗。”
这个小伙子叫赵磊，28岁，湖南一个贫困县土家族乡幼儿园的男幼师。
2014年夏天，我认识了一个“80后”女孩。2012年一整年，她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向环保部以及全国76个市、区环保局申请信息公开。她申请的，是中国122座垃圾焚烧厂的污染数据。她被拒绝了近百次，被怒斥多管闲事。一年过去，在屡败屡战之后，不到1/4的环保局和约1/3的焚烧厂，提供了参差不齐却令人触目惊心的数据。这组数据被媒体广泛传播，许多人因此而知道，有一种无色无味的剧毒致癌物叫二[恶][口]英，垃圾焚烧是它的源头。
我问她：“这样一份不轻松、不赚钱、不讨好的工作，你为什么这么坚持？”她对我说：“我多打一个电话，可能就多拿到一个数据，人们就会知道得多一些。”
这个敢为公民环保知情权而向权威部门叫板的姑娘，叫岳彩绚，26岁，是民间环保组织的一名志愿者。
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经济正飞速发展，也经历着转型阵痛。我们这一代“80后”“90后”年轻人，或制造着问题，或承载着问题，或面对着问题，我们是有迷惘、有失误、有挫折的一代。幸运的是，我们也是拥有着开放思维、自我意识和无穷力量的一代。
两名母亲
2014年夏天，我在北京一栋阴暗的废弃大楼里认识了一个湖北女孩。大楼是一家非法代孕地下组织的窝点，女孩是个单亲妈妈，一年前在老家生下一个孩子，孩子未满周岁，她就来北京，等着有钱人家挑选她代孕。我问她：“你不想孩子吗？”她反问我：“想啊，那能咋办？穷呗。”
女孩名叫小露，1993年出生，代孕一次赚19万元，如果孕期出现危险导致子宫摘除甚至死亡，老板会赔5万块钱。我问她：“你了解这件事的风险吗？”她看着我，稚气未脱的脸上全是迷茫。
春天的时候，我认识了另一位母亲，她的工作是，在患者即将离世的时候，说服家属捐出患者的器官。她常常被怒吼、推搡、咒骂，她几乎每天往返于手术室、火葬场和追悼会之间，她总是凌晨回家，清晨又出发。
我问她：“这份艰难的工作你做了4年了，最难过是什么时候？”她说：“是我回家的时候。我儿子才4岁，每次我早出晚归，回家的时候他都睡着了。我们的交流，就是儿子每天睡前，都会悄悄把我早晨出门时鞋尖朝外的拖鞋，调转成朝里的方向，摆在家门口等我回家。”说到这里，她哭了。
这位母亲叫李翠英。2010年，中国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截至2014年3月31日，共有4382名患者得到救治。李翠英是一名专职的器官捐献协调员，4年里，她牺牲了无数个陪伴孩子的周末和夜晚，一个人，完成了湖南全省一半以上的器官捐献协调工作。
这两位母亲，让我感受到人间百态。记者这个职业，有时会让我记录这个社会的黑暗与绝望。就好像我会遇到像小露这样的母亲，因为贫穷，离开襁褓中的孩子，来到陌生的大城市，希望靠出租自己的器官赚钱。幸运的是，记者这个职业，也让我有机会记录这个社会更多的奉献与大爱。就好像我会遇到像李翠英这样的母亲，为了挽救更多人的生命而牺牲陪伴孩子的时间，说服他人无偿捐献器官。不是没有过沮丧，从那栋废弃大楼里走出来的时候，我在想，这个社会是不是有很多人病了。可是某一天，在结束了疲惫的工作之后，深夜我刷了一下微信朋友圈，看到李翠英转发了一条免费救治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的消息，她说：“让我们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两位老人
第一位老人，并不是我新闻的主角，在我的报道里，她甚至没有名字。2014年5月，我在湖南海拔最高、地势最险的大瑶山邮路上，采访一位叫曾德春的乡村邮递员。在那条危险密布的邮路上，他走了25年，被蛇咬伤失去了手指，落下满身伤痕和一身病。2000年，因为在山里送信，父亲突发脑溢血去世，他却没能赶回家送终。为了照顾年迈的母亲，曾德春辞职了。
因为山路实在太险，其他人都不愿意干，山里的邮路就这样断了。然后，曾德春70岁的母亲发话说：“我能照顾自己，人家盼着你呢，赶紧送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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