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被问及“长达十年的超常规货币政策周期是否已经结束”时表示，现阶段应重点强调结构性改革和长期战略调整，不能过度依赖货币政策。而在有人提到宽松货币政策的负面影响和非预期后果时，周小川表示，货币政策不是“万灵药”，不能期待货币政策解决所有问题。
为何说货币政策不是“万灵药”呢？
首先，对“万灵药”的过度依赖容易导致对其他领域的忽视。
货币政策当然是重要的，稳健的货币政策不仅是经济健康平稳发展的重要条件，更可在特定时期释放积极信号、提振信心。对此，全球大多数经济体都有所体会。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日、欧等许多经济体相继进入不同程度、不同阶段的量化宽松周期。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量化宽松制造的缓冲带，让各国从危机中得以喘息。但随着各国经济恢复的速度出现分化，特别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结构性改革政策的不同效应逐渐显现，各国政策开始出现转向。这说明，逐步从货币政策转向多政策协同推进，正是不同阶段的政策平衡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中国也是如此。比如，可以通过一系列创新性的定向政策，鼓励向“三农”领域和小微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同时，更多领域的改革还需齐头并进。例如，在支持服务业、新经济形态发展等方面，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发挥更大作用。
其次，对“万灵药”的过度依赖还容易为中长期发展埋下隐患。
货币政策的信号意义备受市场重视，其作用也广受期待。但遗憾的是，这种过高期待很容易演变为“保姆式依赖”。在中国，一有问题找“央妈”已经成为部分市场主体乃至普通老百姓的惯性思维。2014年至2015年的股市热潮中，央行的降息、降准政策即被很多交易者解读为市场的“压舱石”甚至“助推器”，很多本意是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和为其融资减负的措施，被部分媒体以及市场参与主体过度炒作。
这种过度依赖逐渐成为货币政策不能承受之重。而要改变这种对“万灵药”的“迷信”，需要拿出一套更综合、更具可行性的方案。
一是抓紧推进其他领域的改革。一方面，要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在规范其行为、加强责任约束的同时，允许后者扩大债务规模，推进结构性改革，开展基础设施投资，促进服务业发展；另一方面，要通过简政放权、产权制度改革，激发民间活力，让企业家能够放心、安心、专心于自身发展，敢于、乐于、勤于在中国发展。
二是建立各地、各项改革目标的充分沟通机制。政出多门、责无人担的现象时常有之，而面对利好或政策目标蜂拥而上、导致混乱的问题，也常常让好的政策目标结出“重复建设”等不理想的果子。因此，不仅各领域改革要齐头并进，还需推动跨领域、跨地域决策者的相互沟通，逐步建立并完善沟通协调机制。
三是做好充分的宣传与教育。应当说，这种“万灵药”依赖症既源自对简单、速效政策的偏好，也来自于对政策影响的不了解。这也是此前速度至上、发展至上遗留下的思维惯性。因此，要做好舆论引导，更重要的是要真正引导各界预期，不能指望“万灵药”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大多数问题，而应当谋求合力。
“万灵药”就像是武侠小说里的武功秘籍，但遗憾的是，忽视各类机能的协同并进，往往副作用无穷。对“万灵药”过度依赖的背后是对捷径的依赖，是对复杂现实的逃避，是对自身责任的逃避和对协同共进的不支持与不理解。
所有人都必须明白，不仅货币政策不是“万灵药”，财政政策、房地产调控、创新驱动都不是。唯有摆正心态，真正做好啃硬骨头、打持久战的准备，唯有大家愿意在谈发展的时候想想付出、在谈权利的时候想想责任、在谈分配的时候想想协作，才能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各项改革踏实攻坚、稳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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