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亲爱的》中的两个场景，很简单也很直白地道出了很多找回被拐孩子的家庭的无奈——多年生活习惯的巨大差异，让回归后的融入变得异常艰难。
孩子的苦恼
被拐近20年后回家“出门买东西都弄不清方向”
2010年的一天，在“宝贝回家”志愿者秋晨一行人的陪同下，21岁的小刘乘车来到蓝田县一座村庄外。不远处，“欢迎回家”的红色条幅在空中摇曳，底下站着村民与小刘的亲戚。
被拐近20年，终于要回家，小刘透过车窗向外张望。“那是你亲爸、你亲妈。”秋晨指着人群中头发花白的两位男女说。
话音刚落，人群簇拥着已将车围拢，小刘下车，那对男女朝他看了又看，声嘶力竭地喊着“儿子”。三人相拥在一起，小刘的眼泪刷地流下，人群迸发出掌声与欢笑。秋晨也被这场景感动，在一旁抹着泪。
数月后，一次偶然的机会，秋晨与这家人再次相见已是另一番模样。小刘亲爸为儿子回来后一系列的烦心事直发愁，而小刘觉得“这里不像是一家人”，有时甚至会想念600公里外的“养父母”。
寻回多年被拐的孩子，幸福并非如童话般延续，现实生活中种种境遇，给被拐重逢的家庭再次出了难题。
“宝贝回家”网站与让“被拐儿童回家”有着紧密联系。作为该网站陕西地区的管理员，8年间，59岁的秋晨接触过的寻子家长与被拐孩子信息不下数万，而真正经她手得以回家的孩子只有50多人。无疑，小刘是幸运的。
至今，秋晨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小刘亲爸的样子。那是2010年初，在一场交流会上，被其他失去孩子的父母团团围住的秋晨直到数小时后活动结束，家长们逐渐离去，才发现一个身高1.7米左右男人一直蜷缩着身子，蹲在屋子一角，许久，他操着关中口音低声说：“能帮我……找找我儿不？”
这个男人就是小刘亲爸，当时，他找了儿子将近20年，原先没出过远门的他，去了很多城市。这期间，他吃过苦，也上过当，经历的一切，只有他自己知道。他说，儿子丢了，找不到，他不能原谅自己。
而600公里外，小刘在河南兰考的养父家已生活了近20年。这家人有两个女儿，事后他得知，按照当地习俗，养家买他是为了“顶门面”。在村里，始终盛传他并非这家人亲生，两个“姐姐”也很排斥他，但他坚信自己是养父私生子的说法。直到一次与“姐姐”争吵，他才知道一切。
“我的亲生父母是谁？我的老家在哪里？他们都还好吗？”一系列的疑问让小刘决定找回亲生父母，为此他和养父母一家“闹翻了”。然而在与亲生父母相见数月后，曾经的伤痛带来的“后遗症”开始显现。
“现在过得咋样？”再见小刘时，秋晨寒暄式的问候，换来小刘半天迟疑，“我总是觉得在这里有点外，不像是一家人。”
“我是真想回来，但就怕这样下去站不住脚。”已将户口迁回老家的小刘说，在村里，他谁也不认识，没有朋友、没有同学、没有耕地、没有住房，也没什么积蓄，甚至出门买个东西，该走哪个方向都弄不清，有时，他甚至会想念远在600公里外的“养父母”，即使他已再难回头，“毕竟他们养了我将近20年。”
小刘的感受，他亲爸并非不知。这20年间，他无数次向人讲起的，也始终是儿子丢失时不足2岁的样子，哪怕时间一年一年过去。
“娃在外这么多年，也受苦了，如果娃有困难，能帮就帮帮。”秋晨宽慰着小刘的亲爸，但老汉一再叹气，20年的寻子经历留下的，只有贫穷与找儿子欠下的账单。现在的他正为儿子以后娶媳妇等一大摊子后续问题犯难，“家里就这样，没办法……”
无法融入父母的生活“无端端多出爸爸妈妈，挺奇怪的”
很多人将小刘回归后碰到的问题总结为物质得不到满足，但多名“宝贝回家”志愿者否定这种看法。
多年关注并参与“宝贝回家”心理咨询的河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副秘书长张智强讲述了另一个故事。一名成都的男孩，4岁被人拐卖到石家庄一户农家，由于养父母家贫穷，男孩十几岁外出打工，靠修车养活自己。男孩一心想找回亲生父母，找到时，男孩已26岁。志愿者本想为其举行一场回归仪式，但他已经等不及，独自买了车票，敲响了家门。
生父母家的经济状况很好，在成都有产业。回家后，全家都很高兴，并为其在自家产业中安排了重要工作。没多久，男孩觉得不适应，想继续修车，家长又投资给他开了间修车铺。但男孩总觉得不适应，似乎他与亲生父母的生活方式、家庭文化都显得格格不入。
交流中，张智强明显察觉男孩很敏感，可能姐姐随口一句“你真笨”，他都会无限放大，一度怀疑家人是否接受了他。
张智强说，回家后，这个男孩更矛盾。一方面，他知道这边是自己的亲生父母，有迫切想回到他们身边的“理性”，另一方面，生活方式的不同与不由自主想念养父母，让他觉得自己很尴尬，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有问题。
包括秋晨在内，有7名“宝贝回家”的志愿者对华商报记者说，成年后回家的被拐儿童，多数会选择独自生活，或者又重新回到养父母身边。而未成年人回归后的问题也不少。
重庆人小杨1岁多被人拐走，解救时7岁。回家没几天，开始抱怨不习惯。最让他不满的是家里居然没有车，还要走路去店里，而且这个店还不是自家的。为此，他和母亲吵了一次架。
“他说话一快，普通话都不讲，就讲福建那边的话，我也听不懂。”儿子被拐后产生的阴影始终未在这个家消散。由于小杨的养父母家一直生活在海边，他已经习惯了吃海鲜。对于母亲提供的食物，他总是不愿意吃。回来两天，没正常吃过一次饭。“这两天，儿子瘦了。”母亲心痛地说，但是海鲜，她怎么买得起。
回家第一天，母亲投其所好，给儿子买了一瓶营养快线。但小杨并不买账，“过去我都是喝大瓶的。”
“大瓶很贵，妈妈买不起。”母亲说。
“才11块5，哪里贵。”儿子的话，让母亲很难堪，她不知该如何向刚回家的儿子描述：一家人为了找他，花光了所有的钱，甚至还借了很多外债。“无奈啊……5年了，该变的都变了，不该变的也变了。那孩子恐怕对养父母的感情要比亲生母亲多了……”母亲曾纠结是否让小杨回到养父母家生活。但如果一旦做了决定，她将再次失去儿子。
相比小杨的家庭，亲生父母在广东的家，也没能让14岁的小金感到开心，逢年过节，他总会默默流眼泪，想念湖南农村的养父母，有时，晚上常把头蒙在被子里偷偷哭泣。老师说，他在课堂上经常走神发呆，不知在想什么。
在最初得知自己是被拐的孩子后，小金就显得有些默然，即使他看到了检测报告，他说，他有些不相信。
“为什么还不相信呢？”
“因为我不想相信吧。”
“为什么不想相信？”
“无端端多出爸爸妈妈，挺奇怪的。”小金说。
父母的纠结
错过孩子的成长岁月“娃咋变成这样了，我不想要了”
与无法融入相比，秋晨向华商报记者讲述了另一份父母的纠结。
一名父亲在经历了13年的寻找与等待后，终于在志愿者那里得到一份与儿子最相似的信息：无论体貌特征还是男孩的记忆，都与他们丢失的儿子丝毫不差，只需DNA比对成功，当年丢失的5岁独子，即将回家。
开始，这名父亲几乎天天都在催结果。可一段时间后，秋晨发现，这名父亲不再催了，她怀疑，这名父亲是不是已经将孩子领回家。
秋晨打电话询问，电话那头，这名父亲停顿了许久，“秋姐，我给你说实话，我已经把娃接回来了，对比上了，是我娃……”
“你也太心急了，我们还想给你办个欢迎仪式呢……”秋晨的话还没说完，男子似乎又陷入欲言又止的状态。秋晨追问，这名父亲说，“我现在不想要这个娃了，能不能送回去。”
“孩子是你的，为什么要送回去，已经找了13年，有多不容易，你能不知道？”
“可这几天，他妈天天在家哭。现在，这个家里都没办法生活了。”
原来，DNA比对成功后，这名父亲从河南将儿子接回，同时，儿子又带了一名稍大的男孩一起回来。
“这是我在外面认的一个哥。”父亲觉得这个稍大的男孩有些“流气”，但还是拗不过儿子。
多年未见儿子，母亲欣喜若狂，13年的感情在这天迸发，但她做了件让自己后悔的事。当天，她给了儿子4000元钱，让孩子想买什么就买点什么。
但没两天，儿子又开始要钱，话语间，流露着对父母的责怪。电脑、手机、衣服……按照儿子的要求，父亲私下算了一笔账，至少需要3万到5万才能满足儿子。虽然不能一一满足，但这名父亲还是给了钱。
之后，父亲曾私下打听，儿子究竟把钱用在了什么地方。结果发现，那名稍大的男孩在怂恿儿子，而且他发现，儿子已经染上了一些不良习气。“都不好意思给你说，整天在外面胡混混，有多少钱都不够他造的。”这名父亲希望秋晨帮忙想办法。
之后，在当地警方、志愿者的劝说下，那名稍大点的男孩离开了西安，而儿子被送去当了兵。
“好不容易把娃寻见，娃咋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这名父亲头疼不已，他渴望部队将儿子打造成人。
在秋晨看来，这名父亲不该怪儿子，在这名父亲记忆中，儿子还是13年前的样子，然而，13年过去了，孩子经历了很多事情。秋晨说，能找到孩子，这名父亲就该感到幸运，而在她曾接触过个别孩子中，由于自幼被拐走，生活的境遇让个别孩子染上了不好的习惯，有的甚至染上了吸毒。
专家分析
心理融合需要时间“别赋予太多意义，权当了却心愿”
多年来，张智强的跟踪发现，被拐儿童回归是否顺利，与拐卖的时间有关。被拐时间越长，通常情况，回归难度越大。他按照心理学分析认为，人的性格形成大致有两方面因素：基因遗传与后天生活习惯养成。而后天生活习惯对性格形成的影响特别大。孩子在被拐卖时，不得不融入养父母家，人际交往和性格习惯会与养父母家有很大相似，如果性格模式已经形成，再想回归亲生家庭，一开始，甚至一段时间都会显得格格不入。
在多次参加的被拐儿童回归仪式上，张智强也发现，几乎每场仪式中，孩子和父母都会出现抱头痛哭的场面，貌似亲子之间的情感在一时间流露无疑。但张智强更关注肢体语言，他发现，孩子与家长在拥抱时，并未表现出强烈想要接触彼此身体的渴望。“说明有隔阂。”在张智强看来，这很正常，“哪怕是十几年没见的亲人都会有些生疏，更何况这些孩子被拐时还很小。”
华商报记者掌握的一份数百名陕西籍被拐孩子信息中，绝大多数被拐时间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时间最长的，有30多年，至今仍在寻找父母。
“生亲不如养亲。”秋晨用陕西俗语解释了这一切。
“究竟回归是好，还是不好？”面对这个问题时，包括秋晨在内的7名志愿者、张智强这样的心理咨询师以及打拐民警都认为，回归是好事，“弘扬了社会正气，打击了犯罪。”
“客观地说，别去赋予这件事太多的意义，权当了却孩子、家长或者社会一个心愿。”张智强希望用一个案例讲述了“心愿”背后的力量。
在张智强跟进被拐儿童心理发展的同时，他也在关注参与其中的志愿者。其中有几名志愿者为了别人找孩子，从不计报酬，甚至放弃了工作、事业和生活，全身心地、义无反顾投入其中。张智强一直想了解其背后的动力在哪儿。在与他们交谈后，张智强发现了共性，这几名志愿者幼年时，与自己父母在感情上都出现过问题，或排斥，或抛弃。而成年后，帮别人的孩子回归家庭，让他们找回了曾在幼年失去的部分。
秋晨等志愿者由于见过太多这样的家庭，更能理解一句“心愿”背后，浓缩了多少家长的辛酸：孩子在三四岁时丢了，有的家长到死都不知道孩子在哪儿，愧疚感让一些家长放弃了工作、事业、生活甚至自己。一名陕籍父亲告诉秋晨，他只有在不断找孩子的路上，才能觉得自己像个父亲。有的家长，为了孩子，郁郁寡欢，临死都在念着孩子的名字。
或许“感同身受”这样的字眼太过死板，张智强曾通过照片、催眠等心理干预手段对个别家庭进行测算，让那些孩子回想起小的时候，亲生父母的拥抱、温暖与思念，长时间的干预，孩子开始懂得父母的不易。
“即使自己养大的孩子，只有他们有了孩子，才能理解父母的不容易，心理融合，需要时间。”张智强认为，被拐儿童的真正回归不是靠物质能解决的，它需要更多关心以及更多心理咨询组织长期参与进来。但遗憾的是，目前更专业的心理公益机构还是太少。
在秋晨看来，孩子回归了，产生的问题还可以想办法慢慢解决，但如果孩子不回归，家长的无力与彷徨才是最要命的事。今年初，秋晨再次联系小刘时，他已经离开亲生父母家，到外地打工。虽说小刘不在身边，但他父亲的样子已不是当年那副窘迫与木讷，他变得爱笑。他告诉秋晨，他想明白了，儿子在不在身旁，他都已经无所谓了，只要知道他还好着，偶尔能看他一眼，就知足了，如果儿子想到自己，给家打给电话，他已经很开心。“你说，咱这当父母的，还图娃个啥。”小刘的父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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