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称，乔治·凯南知道如何博得满堂彩。他的听众起初对于俄罗斯是否真想按照美国的模式重塑感到怀疑。但他接下来告诉他们，俄罗斯政治犯在7月4日（美国国庆日）之前的几周到处搜罗红色、白色和蓝色的碎布。节日到来时，他们在铁窗之后面对狱卒挥舞一面面手缝的小星条旗。
文章称，听起来像是冷战时期理想的宣传故事。但是，凯南指的7月4日不在20世纪50年代，而在1876年。讲故事的乔治·凯南也不是冷战时期那位著名的外交官，而是他的远亲和同名者，从事新闻工作，曾在俄罗斯生活过，后来于19世纪80年代开始巡回演讲。
文章称，这种把冷战作为人类命运之战的美式叙述并不陌生。从1947年杜鲁门主义的创立到1991年的苏联解体，美国不仅把苏俄刻画成地缘政治对手，而且看作精神上的敌人。记者和决策者要么把这个国家妖魔化，要么沉浸于按照美国模式重塑这个国家的救世幻想里。但惊人之处在于美国对俄罗斯的传教式态度可以上溯多久，以及这种态度今天如何继续扭曲我们的思想方式。
历史学家戴维·福格尔桑在《美国的使命与“邪恶帝国”》一书里详细叙述了美国的舆论领袖如何在100多年来把俄罗斯刻画成美国的邪恶副本。福格尔桑的著作在今天像以往任何时候一样不可或缺，帮助美国人认识到我们如何要么把俄罗斯当作一个渴望成为第二个美国的蒙昧国度；要么把俄罗斯当作道德上的恶魔，犯下的种种错误使美国减轻自己良心上的不安。
这种模式始于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美国当时面临宗教信仰的衰落、对非裔美国人的种族恐怖以及产业工人遭受的野蛮对待。在国内危机之下，很多美国人发现他们的理想主义被乔治·凯南解救俄罗斯脱离专制统治的运动重新点燃。
文章称，凯南充满热情地写作和演讲，改变了美国人眼中的沙俄，使之从温和变得残暴。俄罗斯当时通常被描述成美国的“遥远朋友”，在美国内战时期派船来到这里帮助美国阻止法英对南部邦联的支持。但是，凯南对俄罗斯政治犯“处境水深火热”的报道（部分为杜撰）帮助扭转舆论。与俄罗斯西伯利亚流放者的接触促使凯南行动，他们使他“精神振奋”。他反过来帮助美国废奴者在反沙皇的圣战中找到新的目标。
文章称，凯南发起的这场运动恰逢俄罗斯越来越被视为新教传教者和美国制造商的机会之地。二者都欢迎俄罗斯人希望用沙皇专制换取美式自由的讯息。7月4日星条旗的故事使凯南的听众欣喜若狂———但这种狂喜却基于幻想。俄罗斯的反沙皇革命者在很大程度上怀疑美国模式而认为社会主义更有前途。
今天美国的新闻媒体阶层再度陷入天使与魔鬼的故事，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成了我们最新的恶魔。声称特朗普竞选与俄罗斯情报部门之间存在阴谋的说法——到目前为止尚无证据——达到如此热度，以至于像记者玛莎·格森和美国驻俄罗斯前大使迈克尔·麦克福尔这样毫不留情的普京批评者都呼吁人们要头脑冷静。
文章称，俄罗斯对美国的利益与理念构成明显挑战。但是，这些挑战需要认真的分析和新鲜的洞见，而不是有关人类精神命运之战的千年幻想。
文章称，美国人还应当记住，我们谈论俄罗斯的热度总是体现我们对本国民主健康状况的焦虑。美国人在国内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不是来自克里姆林宫，而是来自本国的威权主义、根深蒂固的不平等、公司对政治的占领以及20世纪社会契约的解体。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将对美国实验的未来以及美国在国外扮演的角色发挥更大作用，强于全世界所有的反俄辞令。
普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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