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飚是湖南省醴陵县人，父亲曾经在抚台的亲兵营里学过功夫，使过皇帝赐予的虎头双钩，人称：“双钩大侠”
耿飚跟着父亲练过很多功夫，南拳、气功，点穴等等都会。
后来，耿飚参加革命，是红军中的骨干。八路军时期，是129师385旅参谋长，相应于副旅长，许世友上将当时也是副旅长。不知道这两位武林高手切磋的话，谁更厉害一些。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任国防部长中，有一位唯一没有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的国防部长。小时候算命先生说他的命里缺火，于是母亲就给他改了名字，在名字里加 了三把火，而且禁止他靠近水，所以在南方长大的他成了一个“旱鸭子”。然而，不会游泳的他，却血战湘江，强渡乌江，四渡赤水，抢渡大渡河。新中国成立后， 他又远渡重洋，成为新中国向西方派出的第一位大使。毛泽东称赞他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一个好大使。
1976年10月6日晚，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他奉命武装接管宣传舆论阵地，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呼吁尽快让邓小平、陈云等一大批老干部出来 工作，在我党我军的关键历史时期，彰显了他的传奇人生。他，就是后来相继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防部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耿飚将军。
1950年春节刚过，正在西北浅显的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员耿飚，中央一纸调令，他便携家眷来到数月前刚刚举行开国典礼的北京，这也是他第三次来到北京。
1946年秋，耿飚作为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副参谋长和交通处长，第一次到北京谈判。三年后，参加完平津战役的耿飚，在北平和平解放后，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式队伍进入北京。这次他要脱下军装，从事外交工作。
耿飚将军的女儿耿焱说：“父亲那时候正带领部队往西北打，中央的调令来了，说让他去做外交官，他说我对外交可是一窍不通啊，非常不愿意，一个军人脱掉军装 是很痛苦的事情。中央说，我们就是需要你这样懂军事的干部，外交就是战略，你懂军事，懂战略。周总理说：抗日战争时期，你就负责接待美军军事观察组赴晋察 冀军区参观访问;解放战争时期，你又在军调处协助叶剑英工作，同美蒋代表打过交道，怎能说对外交可是一窍不通呢？基于这些原因，父亲同意了，接受了。”
将军改行当外交新兵，其实并非耿飚一人。1950年初春，一批身着军装，带着战火硝烟的将军们，从各战区风尘仆仆地会聚到京城，跨进了国徽高悬的外交部大门
经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将调外交部工作的时任解放军第7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的姬鹏飞，接到命令后同样大感意外，于是就去上海找老首长粟裕谈心。粟裕耐心地对他说“你是军人，国家有需要，将军无选择啊！”粟裕一席话就把姬鹏飞的思想工作做通了。
除了姬鹏飞和耿飚外，首批将军大使中的黄镇、韩念龙和袁仲贤等人也在战争年代初涉过外交。新中国诞生前夕，一次震惊中外的“紫石英”号外交事件，使中英两 国代表一同坐到了谈判席上。时任三野第8兵团政委的袁仲贤受中央之命，成功处理“紫石英”号外交事件，开启了日后数年的外交生涯。
在1950年的第一批将军大使中，有几位虽然从没接触过外事工作，却都有着良好的教育背影，并在长期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别看他们平均年龄只有40岁左右，但个个都是能文善武的儒将。
为了让新中国的第一批转行成为驻外大使的将军们尽快适应和熟悉国外的生活习惯，转换好自己的角色，外交部根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把第一批大使和家眷集中在前门大栅栏的新华饭店，举办了短期培训班，学习外交礼仪。
耿莹说：“他们都是老粗，这些长年扎根在根据地和战场上的“土八路”们吃了不少苦头。习惯了睡草席、躺门板、住窑洞日子的他们，一下子让他们脱了军装，突 然要睡到饭店的弹簧床上，这个一看一会儿要穿高跟鞋，一会儿要使用刀叉了，吃饭什么这个那个礼节，这个打仗打了那么多年的军人来说，真的是一件很难的 事。”
首页 上耿飚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房间里的卫生设备、弹簧床、地毯，使得我们这些刚从军营里出来的人感到不习惯，甚至不自在。但是，我们知道，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适应，唯有这样才能逐渐适应外国的生活。
初次穿上中山装的将军们，都感到很不习惯，觉得这种外交服装束手束脚，不像粗布军装那样随意自在。
不习惯的地方还有称呼，习惯被人称呼为某某将军突然变为某某大使，这也让他们一时难以适应。其实，最大的困难恐怕还是角色的转变了，但面对国家利益与个人情感的抉择，这些戎马半生的共和国将军们义无反顾地脱下军装，放下将军的威严。
最后再说一句，耿飚同志有位秘书更厉害，1979年，我们敬爱又亲爱的习大大从清华大学学成毕业后，分配到中央军委办公厅，担任当时的军委委员耿飚的秘书。XLW
在老一代革命家中，耿飚并不是特别显眼。新中国成立前，他的最高职务是兵团副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外交部副部长、国防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
然而，当看到70岁高龄还在为中华文化奋力拼搏的耿莹时，你就会了解耿家人的性格，理解耿家人的传奇。
耿飚长女耿莹，小女耿焱，一位是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的理事长，一位曾求学于哈佛大学、在香港城市大学任教。无论现在做的是什么，在她们看来，父亲并不遥远，永远都在那里。
够胆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
1969年，耿飚作为党的“九大”后派出的第一位大使，来到阿尔巴尼亚。
毛主席临行前叮嘱他，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我们要加强和发展中阿友好关系。
耿莹回忆说：“肩负‘联谊’重任的父亲，却看到这样的现实：当我国自己黑白电视机都少得可怜的时候，阿方向我国提出，援助他们每个农业社一台电视机；当我国动用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外汇，为阿方进口棉花、织成布、做出成衣时，他们反过来要卖给我们从中赚钱。
我国援助的化肥被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1954年以来，我国给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军事援助，高达90亿元人民币。当时，阿尔巴尼亚总人口才300万，人均接受中国援助3000元，而同期中国农民一年的收入，最多也就几十元。”
该不该勒紧中国人裤腰带去援助阿尔巴尼亚？耿飚大胆提出调整援阿方略。“父亲回国述职时，李先念风趣地对他说，你胆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后来，中央肯定了父亲的建议。”
耿莹说：“我父亲是文武双全的将帅之才。”曾有一位北大学者说：“耿飚是上山能打猎，下水能摸鱼，出门能谈判，回家能做饭的人物。放到古代，就是赵子龙、秦叔宝。”
朱总司令举不起他送的老虎
耿飚生于湖南醴陵县一个贫困家庭，从小读过私塾，背过诗文。耿飚的曾祖父是靠苦读起家的举人，祖父是游方郎中。耿飚的父亲则闯荡江湖，混到抚台的亲兵营里学了9年武功，差点被选入皇宫。
首页
因为使过皇上赐予的虎头双钩，有“双钩大侠”的美称。后来回乡，先后学过木匠、铁匠、瓦匠和医术，又跟株萍铁路的德国工程师学会了看图纸。
1909年出生的耿飚，自小从父亲那里学会了南拳、气功、单刀、点穴等很多本事。他7岁随父母逃荒到湘南常宁县水口山，13岁到铅锌矿当童工。
一般童工都瘦弱不堪，耿飚却身体健壮，上楼梯都是用脚尖一次跳四五级。耿飚在革命战争中，经常徒手杀敌，以一当十。他1925年入团，1928年入党，是井冈山红军的骨干之一。
1940年，陕甘宁边区正兴起“大生产运动”，耿飚率部队来到一处偏远山地屯田开荒。深山丛林里野兽众多，不仅糟蹋庄稼，还伤害人畜。“父亲组织部队打猎，一个月下来，打了4只老虎、七八只豹子、上百条狼和狐狸以及上千只野兔。
他们把兽皮剥下来，去城里卖钱。父亲将一只虎送到延安，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毛主席童心大起，‘引诱’朱总司令说，‘你能不能一个人把它举起来？’朱总司令还真试了试，然后说，‘不行’……”谈起这段趣事，耿莹笑得前仰后合。
“父亲英勇善战。长征时湘江之战，他的一个团阻击了敌人整整15个团！这在战争史上是不可想象的。父亲足智多谋。
当年北平和平解放谈判中，做地下工作也是一把好手。”一次，耿飚发现有个经常跟踪他的特务几天没露面，一打听原来是生病了。耿飚就买了药去看他。特务被感化了：“我这工作不是人干的。病了没人管我，反倒是你们共产党来照顾我。”
首页一生很大的遗憾
长征途中，条件十分艰苦，耿飚还每天坚持写日记。“父亲有一架相机，拍了不少照片。斯诺对长征的了解和描写，很多得力于父亲的日记。《西行漫记》里的照片，有的还是父亲的作品。”耿莹说。
1932年，部队缉获了五六个相机和全套的冲洗设备。耿飚拿着银元到照相馆去，让师傅教他照相，师傅就把拍摄和冲晒全套技术都教了他，从此他一路照相，长征全程他都记录了。
“斯诺写西行漫记的时候，要收集资料，问父亲要这些照片，他不给，后来上级只好下命令要。”
耿飚常常念叨着长征沿途的照片，包括过雪山、草地，照片都被斯诺拿走了，有借没还。“父亲从来没中断过找寻，解放后，他通过外交部找了斯诺，斯诺说给了丁玲，让丁玲转交。
但是当时丁玲已经在农场劳改了。后来他又找了农业部，农业部就派人到丁玲的地方去问她，丁玲说：‘我自己的东西都不知道哪儿去了，肯定没有了。’后来照片就没还回来，成为父亲一生很大的一个遗憾。”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习近平与耿飚
2000年，耿飚去世时，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和耿飚的小儿子耿志远一起捡起耿飚的骨灰，装入骨灰盒。
两年后，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去世，耿志远在习仲勋的葬礼上陪伴了习家人全程。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防部部长的耿飚，是习近平政治生涯开始时的老首长，是他父亲习仲勋的老战友。
习近平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给耿飚当秘书。他像耿飚一样务实好学、做事高效。那三年是他开眼界、长本领的关键三年。
1979年春，习近平接到了国务院办公厅秘书的任命。这位26岁，毕业于清华的青年本来即将成为国务院副总理耿飚的秘书，不过就在他报到前后，中央调整了耿飚的工作。
耿飚的新工作是中央军委秘书长。习近平需要多办一个入伍手续，机要秘书如果没有现役军人的身份，将无法接触内部重要文件。耿飚的绝密文件都锁在抽屉，钥匙随身携带，妻子儿女也无法靠近。
根据他的本科学历，他被定为副连级，工资是每月52元。机要秘书要有一个好脑子，耿飚要求习近平记下了几百个电话号码。
当时的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是华国锋，副主席则是邓小平和叶剑英，负责日常工作的其实是耿飚这位秘书长。做耿飚的机要秘书，清华大学毕业生习近平必须万无一失。
耿飚那几年参加了很多中央的会议，他的事务可谓庞杂：军队、地方和外事工作无所不包。
作为秘书的习近平可以看到很多中央的东西，比如有些会议、文件，中央怎么处理问题，在习近平的眼前都不再神秘。
耿飚当时的司机杨希连回忆说，那会儿的习近平还不会开车，在等待首长或者和习近平出门办事的时候，他会和习近平一起听邓丽君的歌。
人民日报曾经有过一位政委，他就是军中有儒将之称的迟浩田。
转移阵地十月受命
1976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多事之秋：1月8日，周恩来逝世；4月5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4月7日，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再度被打倒；7月6日，朱德逝世；7月28日，河北唐山、丰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一年，天灾人祸，民众觉醒，政坛巨变，大新闻一个接一个。人民日报经历十年劫难之后也在这一年重新获得新生。
10月6日，北京军区副政委迟浩田，正在唐山抗震救灾第一线。那天午夜，他接到中央办公厅一个紧急电话，让他回北京。迟浩田问，什么事？对方说不知道，“你来了就知道了”。
迟浩田回忆说，“在这个抗震救灾的关键时刻，怎么让我回去呢？”他坐立不安，于是，打电话到北京军区问秦基伟政委。秦基伟说，他也不知道，只是说“这大概是中央定的。叫你回来你就回来吧”。这个回答更使他忐忑不安。这一夜，迟浩田脑海里“翻江倒海”，他想起解放军报的事，再也无法入眠。
那是1971年3月，迟浩田到解放军报社任核心领导小组成员。不久，核心组通过调查了解，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让大批老干部重新回来工作，因此，触怒了当时造反派头目。1973年底，迟浩田已调北京军区任副政委，不到两个月，又被揪回军报，被扣上“翻案大队长”、“批极左英雄”、“还乡团头子”、“复辟倒退急先锋”等十几顶帽子，进行长达两年之久的批斗。这次回去，是不是还要回军报接受批斗？真是心有余悸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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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夜收拾好行李，迟浩田便吩咐身边工作人员：“明天咱们一起回去，到京后兵分两路，你们回原单位，不要跟着我了。”第二天早上，到机场送行的人，个个心情沉重，沉默寡言，告别的话都是一样的：“老迟，你这次回去吉凶难卜，望多保重！”那情景就像生离死别，仿佛这一去再也回不来了。
到机场接迟浩田的是一辆黑色骄车，而且一直驶进了中南海。凭着多年的经验，他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并预感到形势可能发生了朝大家期待的方向变化。
果然不出所料。在中南海西会议室迎接他的是军事、外交家耿飚，当时掌管着宣传口。耿飚伸开双臂欢迎迟浩田，并大声说：“告诉你个好消息，‘四人帮’被我们抓起来了。”尽管迟浩田很不习惯这种礼仪方式，但他也毫不犹豫地伸开双臂，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这时，纪登奎走了进来，一见面就说：“这次叫你来，是想给你个任务。上次你去军报，落了个‘复辟’的罪名，把你搞得好苦，那是‘四人帮’搞的。这次让你到人民日报去，再搞一次‘复辟’，把权夺回来。你愿不愿意去啊？”
虽然有过军报那段令人寒心的经历，但一听说去人民日报，去收复那个失去了十年、已被“四人帮”蹂躏得不像样子的阵地，纵有千难万难，也容不得他丝毫犹豫。迟浩田坚决答应了下来。
兵贵神速立即进驻
耿飚非常高兴，对迟浩田说，“你既然在解放军报干过，咱们就有经验了”，“你先拿个方案”。迟浩田考虑到“四人帮”被抓尚处于保密阶段，于是建议兵贵神速，马上进驻，赶快抢占阵地。并考虑了与人民日报鲁瑛见面和进驻报社的一些细节。耿飚说，“事不宜迟，马上通知鲁瑛来”。
首页
鲁瑛毫无思想准备，依然颐指气使。迟浩田回忆说：他来了以后，看了我们一眼就坐下了，背往椅子上一靠，翘起二郎腿，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我强压住火气，用平缓的口气说，“我受中央的委托给你谈一谈，先请你看看这封信”。我把中央的介绍信放到他面前，他满不在乎地把信展开，看着看着，脸上的肌肉开始抽搐，二郎腿放下了，背也不靠在椅子上了，神态来了一百八十度急转弯。
中央那封信的内容是：“中央决定，迟浩田、孙轶青、郗汉生三同志到人民日报工作，在人民日报宣传工作上参与集体领导。你们要服从领导，具体事项由迟浩田同志当场宣布。”
鲁瑛看完信，迟浩田严肃地对他宣布了三点：一、中央决定，过去管人民日报的那几个人已经倒台了，从现在起不能再领导人民日报了；二、我们受中央委托到人民日报工作，在宣传、版面上要请示我们，不得擅自作主；三、你要服从中央的命令，听从中央的指挥，不能搞小动作，不能泄露机密。在关键时刻你要接受考验。
这一切交待完了，迟浩田等三人，便坐鲁瑛的车子一同来到人民日报，连夜召开领导小组成员会议，按照事先预备好的程序，一一进行。当时，报社其他领导成员还蒙在鼓里，对事先没有通知，深更半夜召来开会满腹牢骚。但一进入会议室，全都傻了眼，立刻意识到“上面出了大事”，虽预感到会出事，但没有料到事情来得如此之快。
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从表面看来，“四人帮”阴谋诡计似乎一一得逞：群众被镇压下去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被撤销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公开点名“批邓”了；报社“有功之臣”在人民大会堂与王、张、江、姚一起弹冠相庆，共同炮制充满谎言的公开报道《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连同处分邓小平的决定，同时登上了《人民日报》的头版……这一切虽是按照他们设计的方向发展的，但因为做贼心虚，一种不祥预兆搅得他们惶惶不可终日。且听他们当时的心声和行动吧。
甲：“有朝一日，可能对这次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要整个翻过来。人家说你《人民日报》登了那么多东西，都是错误的，那时候我们这些人都要准备拉上台去挨斗，我有这个思想准备。”
首页乙：“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拉我上去斗，我很可能相当顽固。”
丙：“邓纳吉可能重新上台，要有这个思想准备。”“总理逝世后，发生了天安门事件，主席逝世后，肯定会发生更大的事件。我们要做好准备，迎接斗争风暴。”
丁：“刮十二级台风也毫不动摇，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现在是付诸实行的时候了。”
他们紧锣密鼓，办学习班，训练骨干，重新组织队伍，做种种应变准备。这个时候，姚文元亲临人民日报，要鲁瑛“总结应付突然事变的经验”。毛主席逝世的当天，姚文元在中南海对鲁瑛说：“这几天如果发生什么事，我同你电话联系不上怎么办？如果联系不上，你得独立处理问题。你自己也要注意，斗争是很复杂的。”鲁瑛说，“你也要特别注意安全，出入行动要注意些”，“要注意军队，军队要掌握好”。姚文元说，“是要注意军队，还有广大民兵哩！”
“民兵！”鲁瑛得了姚文元这一暗示，先打电话到报社，要他们“注意阶级斗争动向”，“把民兵组织好”。接着赶回报社召开党支部负责人会议，要求各支部领导成员坚定沉着，保持冷静的头脑，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坚守岗位，让中央（即“四人帮”）放心。他们将会议情况写成简报送姚文元，受到姚文元称赞，说：“你们的简报写得很好，就是要有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就是要敢于斗争。”
他们是多么心虚，多么慌张，却又故作镇静，互相打气。现在，中央派迟浩田三人接管了人民日报，从他们手中把权夺了回来。这些人昔日的神气和威风，随着权力的丧失，已经不再，那里还有什么“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一个个丧魂落魄，木然地坐着，等待命运的安排。
迟浩田一面让鲁瑛给大家念中央的通知，一面观察在座人员神色。那几位说“豪言壮语”的人，既不满又紧张，但又无可奈何。迟浩田针对这些人说，“报纸要办得符合人民的心愿，关键在办报人思想。谁违背人民的心愿，谁就会被人民所唾弃。该宣传什么，不该宣传什么，我们要旗帜鲜明，我们要扶持正义”。他的话具有警醒的力量，一下把那几个人镇住了。
散会后，迟浩田他们决定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考虑发一篇社论，把粉碎“四人帮”的喜悦心情表达出来，透露一点与《人民日报》以往不同的声音。虽然当时还不能把粉碎“四人帮”的消息直接通告全国，但是，表达这种心情，暗示一下是可以做到的。
他们决定抓住筹建毛主席纪念堂和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两件事写社论，社论的题目就是《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社论说：“任何反对马列主义、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任何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指的就是“四人帮”。社论果然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敏感的人从这段话中看到了《人民日报》的变化，外国记者也嗅出了味道，不停地在报社门前转悠，观察动静。
拨乱反正遭遇阻力
迟浩田等三人10月7日到报社，当天夜里睡在办公室，白天和大家一起在食堂排队用餐。除报社领导成员外，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们的身份，但凭多年新闻工作经验和政治敏感，又都明白他们所肩负的使命，互相照面时，虽不知如何打招呼，但都不约而同的用会心微笑来表示。
这样过了一个星期，大家觉得有必要打破这种局面，三人小组也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在10月18日上午，报社召开全体职工大会，正式宣布中央派迟浩田三人接管人民日报的决定。迟浩田登上讲台，会场鸦雀无声。
当他宣读完中央决定，并发表讲话，表示要和报社同志团结一致，办好《人民日报》时，会场上猛地响起雷鸣般经久不息掌声。一位老报人说，人员这么齐，秩序这么好，气氛这么热烈，真的是人民日报历史上开得最好的一次大会。会后，迟浩田就公开以人民日报领导小组负责人身份主持全面工作，大家也开始亲切地称呼他“迟政委”，有的干脆直呼他“老迟”了。
我就是这个时候被大家推荐进入报社清查领导班子，从小汤山五七干校回到编辑部的。初次见到迟政委，印象很深，他并不高大魁梧，但面部表情极具魅力：既有军人之严峻，又有文人之儒雅，说话时总带微笑，很有亲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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