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丹尼尔-汉南（Daniel Hannan），在欧洲议会担任了18年议员、精通三门欧洲语言，却是英国最资深的“欧洲怀疑主义者”之一。90年代初，他从牛津大学的社团里开始酝酿这场“不列颠独立运动”，又在随后的20余年里不遗余力，把“脱欧”议题在英国从边缘位置推入主流舞台，直到2016年公投终成摧朽之势。他被认为是“脱欧总设计师”，是为“脱欧者”设计了一整套世界观的“第一人”。《卫报》对他的评价是，“英国投给了脱欧，是一场长达25年的运动的大结局，故事的主角是一群孤独而虔诚的信仰者，而汉南创作了剧本。”他写作的《为什么要给脱欧投票》一书，被认为是“脱欧者的圣经”。
反对欧盟多年的丹尼尔-汉南（Daniel Hannan）被媒体称为英国脱欧的总设计师。
当我第一次见到他时，剧本却不那么美好。
那是在布鲁塞尔早春的一次集会上，那一天是3月28日。集会的由头，是第二天即将触发的《里斯本50条》，政治家、金融家和企业家们带着各自的焦虑前来欧盟之都，参加这场关于欧洲未来的讨论。而作为讨论嘉宾之一的他，是当天的众矢之的。汉南的几乎每一句发言都与在场的氛围格格不入，但他似乎不惮于把自己放在一片争议之中。这倒像极了他在整个脱欧运动中的处境：留欧派斥责他是“纵火犯”，用脱欧闹剧来葬送国家前途。保守党的同僚评价他为“疯子”、“野心家”，为了脱欧不惜从内部分裂保守党。就连看起来秉持同样脱欧理想的英国独立党（UKIP），都觉得他主张的那种“只讲主权、不讲文化”的脱欧，只是中心舞台上的“助兴表演”。英国独立党党魁法拉奇甚至嘲讽他，“只会像在牛津搞社团辩论一样来搞脱欧”。但大概没有人能否认，在对于脱欧主旨、论点、战略的贡献上，没有人比汉南做得更多。
汉南（右）与英国独立党党魁奈杰尔 · 法拉奇（左）。两人同为英国脱欧的重要推手，但彼此的路线之间仍有深刻的矛盾。
我在会场外拦住他，说明来意。听到有中国媒体对他感兴趣，他可能觉得略新鲜。“你们的浏览量多少？”他整整衣领，挥了挥手，“我马上得离开，跟我助手联系吧。”他语速极快、用词极简。只用了不到十五个单词，就定下了这次采访。
与他极其简省的词句相异的是，他的文字著作其实多如牛毛。在他的维基百科里，“记者”和“作家”的称谓紧随“政治家”之后——事实上，他在英国并不能算是非常一线的政治家，但他的思想却通过文字广为人知。除了在《每日电讯报》、时政资讯网站CapX上常年开设专栏，他还曾给多位保守党党魁担任演讲撰稿人——包括在2001年为时任党魁的威廉海格而创作的一次著名演讲，被认为“触犯了欧洲底线”、充满“种族主义”色彩，这也让他在保守党内名声大噪。他同时还是六本时政类畅销书的作者。他喜欢引用以“血河”演说而闻名的保守党政治家以诺-鲍威尔，尽管后者极富争议。崇拜者将他与思想家托马斯-潘恩相提并论，后者被认为“催化了美国革命”。批评者则将他比作前苏联的托洛茨基。“他是一个檄文执笔者（pamphleteer）。”
汉南这些关于“独立不列颠”的文字，经过多年积累，为脱欧者创建了一整套世界观。这套世界观里，脱欧不是反对欧盟区内自由贸易，而是反对欧盟的超级立法权。脱欧的关键问题不是移民、不是文化，而是主权、是贸易、是更好的经济增长。
我忙不迭地去找了些他的电视辩论来看——104场，这是脱欧运动期间他参与过的活动与辩论的数量。大约得益于牛津求学时代的训练，他极好辩、善辩。在与留欧者的多次交锋中，他习惯俯视，睥睨对手，双手十指交叉在胸前，他指尖修长。当他要张口开辩时，则会双手松开，眼神紧盯对方，论据信手拈来，招招直击要害。
对牛津大学毕业的汉南而言，出色的辩术是他在政坛的杀手锏。
带着这样的印象，三个月后，当我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大楼再见到他时，竟会有些惊讶于他的温和礼貌。他在我对面坐下来，一只手做环状撑在桌上，另一只手则自然地搭在了膝盖上。我甚至猜想，大概是一位远道而来、不带英媒固定议程设置的外媒记者，让他感到没那么紧张。
他刚刚从一场投票表决中走出来，显得有些疲惫。额头和脸颊略略发红，像是阳光晒伤的印记。问了下采访时长，他有些犹豫自己是否需要去化个妆遮掩一下。“采访会主要关于什么来着？”他问。“简单说，关于脱欧一周年。”助手答道。“好。”他花二十秒钟，确认了这两个信息，然后快步去了化妆间。三分钟后，肤色均匀地出现在了我们面前。
演播场的人员开始调试设备。这意味着我们有几分钟的闲聊时间。我问，皮肤是不是在度假时晒伤的。他浅笑道，是在南英格兰的家中陪孩子玩，花园里阳光太强烈。过去这18年的议员生涯中，他住布鲁塞尔，家人主要在南英格兰，每月会有几天时间在斯特拉斯堡参加投票表决。他主动提起，去过一次中国。“发展太惊人了，”他看起来有些耿耿于怀，“而这些年在英国、在欧洲，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增长。”
采访开始，我的第一个问题抛出去，他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这时录音设备又出了故障，但似乎并不需要重录之前的部分。“还是重录一下，我把第一个问题再重新回答一遍。”他坚持道，“有点太啰嗦了，是不是？” 他追求媒体形象上的完美，不够简洁、不够犀利的表述，不能让他满意。
对话的主题，从刚刚结束的英国大选开始。他毫不掩饰自己对结果的失望，但仍然给了保守党同僚特丽莎梅一个客气的评价：“她有很多年公共服务的经验，在脱欧谈判刚刚开始的这个阶段，她应该留下... 但我说实话没法想象，她如何能带领我们走向下一次选举。”
而当转向对手工党时，他好斗的那一面似乎又被激发了出来：“科尔宾就是个被全世界都抛弃了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跟恐怖分子一边站，他从没有支持过UN的任何一次维和行动，他还对钱一点概念都没有，。如果说我们国家现在面临什么威胁，在我看来那就是，怎么有那么多人投给了他这样的人？”他眉头高耸，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
他谈到法国新晋总统马克龙，“两年以前，如果他当选了，我会感到很担忧，因为这意味着更进一步的欧盟一体化。但现在，谢天谢地，我们已经离开了，这不再是我们的问题了。”马克龙被认为是近年来最亲欧的一位法国总统。他又补充道，“我们其实希望欧盟好好的，因为繁荣的邻居才能对经济更好。”
被问到，是否同意“特朗普支持者和脱欧支持者是一类人”的说法时，他简单明快：“我拒绝接受。”他顺手拈了中国的例子：“比如，我们对于跟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非常感兴趣，但特朗普就完全没有。”在他看来，如果硬说这二者有什么相似点，那就是“反建制”。“我刚开始提脱欧的时候，来自所有党派的所有建制派，都在反对我们。这并不是因为欧盟有多好，而是大家害怕改变现状。”他不无自豪，“我花了26年，一个一个地去说服。”
他在保守党和欧洲议会的传奇经历之一，便是把那些立场保守谨慎的党员，一个一个地推往更大胆、更激进的脱欧舞台。在时任党魁的卡梅伦明确反对脱欧的情况下，仍然把脱欧从一个边缘议题拉到了中心。他具有一个雄辩家的品质，有煽动力的表达让他获得了不少政治上的拥趸。但他对财政与自由市场的在意，又偶尔让你觉得，他更像个商人，而不是政治家。
- “科尔宾许诺免掉的那些学费，从哪儿来？我倒是希望自己能有魔法，变出很多钱，每个群体的需求都去满足一下。”
- “我们当然要跟中国做生意，这是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体。英国现在没能跟中国签订贸易协定，都怪欧盟。脱欧是我们的机会。贸易也是传播价值观的最好机制。”
- “欧盟本来只是一个关于自由贸易的联盟，帮助成员国去实现经济上的更大利益。而现在变了味，从欧洲经济共同体、变成了欧洲联盟。而我们当然要离开。”
他自称是“自由市场”的信徒。他期待的英欧关系，更类似于美国和加拿大、或者是瑞士与欧盟：贸易上享受所有的互惠，主权上保持绝对的独立。
我问道，对脱欧一周年以来英国的表现，是否满意。他斩钉截铁，“当然。脱欧给了经济很大的信心，零售业、制造业都在变好，失业率在下降，很多投资也回到英国。唯一看起来不那么好的似乎是，英镑在贬值。但英镑之前一直是被过分高估了，现在只是回到了正常水平而已。”
我委婉地提出，我似乎看到的数据似乎有点不一样，并给出了一个OECD的预测。根据这项预测，英国在脱欧公投后经济增长急速下降，在目前主要经济体中已经几近垫底。他立刻反驳，OECD的预测向来不准。“如果你只读《金融时报》，也只会看到对于脱欧消极预测，这被证明是完全不必要、且不符合实际的。”而他声称，他的信息来源很丰富，呈现各方声音的媒体，他都会阅读。
汉南（右）在欧洲议会会场上阅读《每日电讯报》。
他继续说道，1970年代的时候，英国处在一个二战之后相对糟糕的状况之中。那个时候的欧洲，现代、年轻、让人兴奋。而现在，去看看欧盟庞大的机构、停滞的经济、令人沮丧的现实。
“欧盟已经显然不再是未来了。”
他振振有词，似乎在表达一个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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